疾农民如仇?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

你们好！

我的名字叫朱醸仰，“北京政治老师”是我的新浪论坛网名。2006年6月12日，我在“新浪杂谈”里发表了题为《<疾农民如仇>——我为什么看不起他们》的文字，其中谈了一些对农民朋友们的看法，我其实是闲来无聊，哗众取宠，但没想到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在这里，我为我的鲁莽行为由衷的向祖国广大的农民朋友们致以深刻的检讨和诚挚的歉意——希望能得到各位的原谅！

这几天来，我承受着来自社会、家庭以及我内心谴责的压力，这些压力几欲使我崩溃，为了能征的大家原谅，我现将我的家庭背景与写作动机作一介绍，从而希望大家在某种角度上，理解我扭曲的心理：

这得从我的母亲说起。

我母亲叫朱春花，1968年，为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的号召，到山西某偏远农村下乡，那年母亲18岁。

在那个小山村里，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性生活基本靠手，光棍就占了村里的一大半，也只有光棍家里才有空着的窑洞，所以，我母亲被村长安排在一给四十多岁的老光棍家里住，也就不奇怪了。

对于一个城市姑娘来说，农活远比想象的要劳累，母亲没干几天就累倒了。老光棍杀了他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给母亲煮了鸡汤，接下来的几天，队里分给母亲的活，老光棍一人包干，白天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晚上还要照顾母亲。

也许是老光棍的慈爱和善良，母亲病好的那一夜，推开了老光棍的屋门，黑暗中顺着老光棍的鼾声，钻进了那张油黑的棉被……。

母亲是一个聪慧的女人，她知道在这样穷乡僻壤，大队分的那点粮食，远远不能填饱自己和老光棍的肚子，为了使自己不挨饿，她用女人最原始的资本，从其他四、五十个光棍手里换来了鸡蛋、黄豆、小米……。

就这样过了两个春秋，乡里民政局下来了个通知，说北京有几个回城指标，这个村分到一个，主要是给劳动积极、改造彻底知青，凭着母亲过人的“床技”，母亲硬是从村长手里争到了这个来之不易的评语。同时来的三个女同学只有流泪的份儿，虽然，她们也曾为此而“献身”。

朋友们，不要责备我母亲，那时候城里的哪个女青年没有下过乡？下乡的女知情，有那个没有和农民睡过觉？现在28至38岁的城里人，哪个身体里没有流着农民的血？要怪，只能怪那个时代！

回城的第五个月，我出世了，因为母亲是未婚先孕，加上母亲也不知道我是谁的儿子，所以我随母姓，母亲叫朱春花，给我起名叫朱醸仰。直到我懂事，我问母亲父亲是谁？母亲回忆着说，应该是那个叫“二狗子”的光棍，因为我像他，都长着一口暴牙。

我母亲一着没有嫁人，但我从来都没有缺过父亲，每一个来我家过夜的男人，都会对我说：“儿子，给老子打盆洗脚水来！”。

1982年，我的妹妹出世，母亲给她起名叫朱醸生。同样母亲不能肯定妹妹的父亲是谁，但我知道妹妹的那一双黄瞳孔，一定是81年来北京看病的那个痨病农民给的——81年，那个痨病农民一下火车，母亲迎上去说：“大兄弟，住店吗？一晚上5块钱，还有女人陪！”。

我高中辍学后，母亲托他的老相好，在火葬场，给我找了个抬尸体加看门的差事，妹妹则做了母亲的接班人。

几年下来，倒也平安无事。但1998年，我下岗了，我的抬尸体加看门工作被进城务工的农民抢了去，一直到现在，闲赋在家，学会了上网以后，我唯一能创收的也就是给妹妹和母亲拉拉皮条。

看了我的以上讲述，我想大家也该知道我为什么要写《<疾农民如仇>——我为什么看不起他们》。